2023年10月18日，北京。第三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志愿者们正在下电梯。1400名来自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等25所高校的志愿者，提供咨询引导、语言翻译、媒体、交通等服务。（图/曲俊燕/中青报） 大学正在变成一条看不清目的地的赛道：学历不断加码，排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坐标，年轻人被要求尽早找到“最优解”。 备战高考的代价如此沉重，进入大学的意义却遭到拷问。走进大学校园，面对的可能是沉默的课堂、高中化的校园管理，以及变了味的同学情谊和师生关系。挤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之后，学生是否真的获得了与这场竞争相匹配的成长？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看来，今天大学真正的问题不只是“内卷”或“学历贬值”，更是缺失了成长本身的时间性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 大学原本应该给年轻人一段试错、绕路、探索的时间，使其在与老师、同辈和具体世界的接触中，逐渐形成自我，甚至被某件事情真正“抓住”。而当教育走向无尽的评价和排序，学生感到迷茫：什么事情值得自己投入一生？我们与刘云杉讨论了一些“大学之问”。 大学之变：大学本应是人生的“奥德赛期” 《新周刊》：就你的观察而言，大学这些年有什么主要的变化？ 刘云杉：大学的处境，得放进一段更长的历史里看。古典大学曾经就像一座象牙塔，在社会之外，甚至在社会之上，有很强的精英色彩。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都建在僻静的地方，就是为了让少数精英学生在闲暇和沉思中与伟大的心灵发生联系，完成一种人格教化。那时候的文凭也格外有标识度。 后来，全世界的大学都逐渐进入社会之中，变成了服务于经济和国计民生的“加油站”。中国大学服务国家的特征格外强——1949年之后，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，以北京学院路的八大院校为例，师范大学归教育部，农业大学对口农业部，理工院校对口工业部门，招生和培养都是“订单式”的：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，大学就“按需培养”。 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大学的入学率很低，能考进去的学生都经过了严格筛选，竞争力很强。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，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，经历了从精英化、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快速转型。过去，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积极投资——人们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。后来它变成了一种防御性机制，甚至必需品：你必须有这张文凭，否则连入场资格都没有。而这中间经历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“学历军备竞赛”。教育学者杨东平曾用“剧场效应”来描述这种内卷式的竞争：一个人站起来之后，其他人为了看得更清楚，也被迫站起来，最终所有人都站着看戏。 扩招的另一面，除了学历贬值，还有专业性的稀释。举个例子，有个经济学家跟我论辩，扩招之后他能上武汉大学，不扩招的话，可能连襄阳高等师范学校都上不了。但问题是，襄阳师专当年有非常扎实的师范专业教育，如果他真的上了襄阳师专，毕业出来就能当小学或中学老师，职业路径是有保障的。扩招之后，学科趋同了，但专业性也消解了，结果连“怎么当好一名老师”这种基本的素养，都成了问题。 再叠加大学排名和市场化的力量，处境就更复杂了。在过去，我们其实有一批很好的大学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也并没有像今天这样“唯一”“唯二”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国家对重点大学的集中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高校之间的层级差异。从“211”“985”到“双一流”，大学的身份、学科和资源逐渐被纳入一套清晰的等级体系。同时，“清北率”等民间指标又把这种等级进一步转化为公众熟悉的教育竞争语言。 大学排名和教育市场化叠加在一起，大学的符号价值被不断放大。以前一张文凭真的能兑换一个稳定、体面的位置，但在“学历军备竞赛”里，大家转而追求最稀缺的文凭，比如“清北”的。所有人开始往这个因稀缺而昂贵的方向赛跑。这套逻辑也促使人不断向上考，本科读完读硕士，硕士读完读博士，试图靠更高的学历重新洗牌。 可即便一个人拿到了“清北”的博士学位，还是会有人问：你的第一学历是什么？如果你本科读的是普通院校，在就业市场上照样会被质疑。这说明，今天越来越重要的，已经不是你学到了什么。教育衡量的不是你具备了怎样的专业技能和素养，而是你在18岁那年，在同龄人里排到了前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一——你的竞争力与显示度。 《新周刊》：今天大学能提供给一个人的东西，和学生进入大学时的期待之间，最大的落差在哪里？ 刘云杉：大学本应该是人生里一段极其难得的“奥德赛期”——你可以试错，可以探索，可以反复锚定又反复推翻，最后找到属于你的事情——自己真正想做且能做的事。有人会问：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学里完成这件事？为什么不能去大理、丽江晃荡两年，那不也是一种探索吗？区别在于，大学里有同辈、有师长。说到底，教育是要提供一种新的生命样式，让人心向往之，提供一种人生道路和生命际遇的开放性，提供一些做人的典范、做事的章法。 大学最珍贵的地方，就在于这些典范——那些经典和书籍存在的意义不是让你死记硬背，而是让你能够打开自己，